中國創新藥崛起 香港如何把握機遇

今年10月，在歐洲腫瘤學領域最重要的會議──「2025年歐洲腫瘤內科學會年會」上，中國交出了一張亮眼的成績單：35項研究入選口頭報告，3項更躋身最高級別的「主席論壇」，這在10年前幾乎不可想像。麥肯錫的數據更令人印象深刻：中國在全球創新藥研發中的份額，已從10年前的4%飆升至30%。在一些前沿領域，中國創新藥企已不再是追趕者，而是與歐美巨頭並駕齊驅。

從賣斷技術到合作開發

更值得關注的是商業模式的轉變。過去，中國藥企多數是將技術「一次性賣斷」給國際頭部藥企，拿到授權費後就與後續開發無關。如今，愈來愈多企業開始與國際頭部藥企「平起平坐」地合作開發新藥，共擔風險、共享利潤。

以信達生物（01801）為例，它與日本武田藥品合作開發新一代腫瘤免疫療法IBI363，雙方按40/60比例分擔開發成本和利潤。

百利天恒的一款創新藥則觸發了美國百時美施貴寶2.5億美元的「里程碑付款」──這意味着藥物研發達到關鍵進展，合作方願意追加投資。

數據最能說明問題：2024年中國創新藥對外授權總額達520億美元，2025年上半年已接近660億美元，全球占比從2016年不到1%躍升至2025年約33%。這筆錢不是來自股市融資，而是靠技術實力換來的「非稀釋性資本」，企業既拿到資金，又不必稀釋股權。

與此同時，國務院今年公布的《生物醫學新技術臨床研究和臨床轉化應用管理條例》將於明年5月施行，標誌着中國的藥品監管體系正從「摸著石頭過河」走向國際化、規範化。

成績雖然亮眼，但短板依然明顯。首先，獲美國FDA批准的中國創新藥數量仍然有限，在國際監管標準上還需追趕。其次，中國缺乏長期耐心資本，許多投資者希望快速套現，不願陪伴企業走過漫長的研發周期。第三，多數中國藥企仍缺乏全球銷售網絡，只能依賴「賣技術」而非自主商業化。

簡言之，中國已經從「成本優勢」走向「創新引領」，研發成本僅為美國三分之一，惟在原創性發現、核心專利掌握和全球市場營運方面，仍有不少功課要做。

在中國創新藥崛起的過程中，香港的角色不可或缺。港交所2018年推出的「18A章」，讓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也能上市融資，為內地創新藥企打開了一扇通往國際資本市場的大門。儘管近年市場波動，然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地位，仍是內地生物醫藥企業對接全球資本、人才和技術的重要橋樑。

要在全球生物醫藥產業鏈中佔據更重要位置，中國須在3方面着力：

香港可幫助三方向發力

一是加強國際合作。建議在北京、上海、香港設立「全球監管卓越中心」，與美國FDA、歐洲藥監局建立常態化溝通機制；以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》（RCEP）為基礎，在東南亞國家建立聯合研發中心；遴選約20家領軍企業，支持其在歐美設立研發基地。目標是到2030年將中國創新藥在FDA的累計批准數量提升至25至30個。

二是深化制度創新。對突破性創新藥物，可考慮基於二期臨床數據給予「附條件批准」，讓患者更早用上新藥；對已獲FDA或歐洲批准的創新藥，可將審批時限壓縮至90個工作日；加快建立「商業保險創新藥目錄」，讓商業健康保險成為醫保之外的重要支付渠道，覆蓋更多創新藥物。

三是前瞻性布局。實施「AI制藥2030計劃」，以人工智能技術將新藥研發周期從平均10年縮短至6至7年；前瞻布局mRNA疫苗、基因編輯、細胞治療、基因調控等下一代技術；設立「全球化能力建設專項基金」，到2030年培育10家以上具有全球研發和商業化能力的世界級企業。

此外，還須加強人才隊伍建設，引進國際頂尖科學家和具有跨國藥企經驗的研發、商業化人才，並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。

中國生物醫藥產業正站在從「創新大國」邁向「創新強國」的關鍵節點。香港讀者或許會問：這與我們有什麼關係？答案是：大有關係。香港既是內地創新藥企走向世界的跳板，也能從這一產業升級中獲得新的發展機遇。通過精準對接國際資源、深化制度創新，中國有望在全球生物醫藥價值鏈中佔據更重要位置，香港也將在上述3 着力點上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（徐安龍為中山大學香港高等研究院院長、教授/首席科學家，全國政協委員；劉宇為中山大學香港高等研究院研究員/青年科學家，香港中文大學史學博士）